一名村干部记得,2015年后,拆迁补偿政策从房屋产权置换变成了货币补偿,并按既有房屋面积计算补偿款。自此,房屋抢建的情况越来越多。
10月11日上午10时许,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古龙村内,老旧空荡的小巷中传来一声建筑物瓦解坠落的巨响,一栋开工不足一周、即将盖瓦封顶的四层民房轰然垮塌。
据新洲区政府发布的通报,垮塌事故发生在一处农民自建私房工地。11月2日,双柳街道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,事故最终造成2人死亡、10人受伤,目前已有部分伤者出院。
在古龙村,类似自建房不在少数。它们大多是平地拔起的二三层小楼,没有构造柱、圈梁等增强房屋稳定性的结构,墙壁用石灰或水泥草草糊盖。从在外的预制板隔层、地面生出的野草、窗户上遮盖的藤蔓来看,一些房屋废弃已久。但不少房子的铝合金窗上保护膜仍未撕去,内墙没有粉刷,又像从未有人入住的新房。
10月19日,双柳街道汪林村的一处垮塌房屋。从房屋内部情况去看,可能是抢建房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新京报记者在新洲调查发现,十多年前,包括古龙村在内的多个村落被划入古龙产业园规划范围,当地政府随即禁止加盖新房。2015年后,拆迁补偿政策从房屋产权置换变为货币补偿,并按既有房屋面积计算,为了获得更多补偿款,各村纷纷抢建房屋。
然而,被人为缩短的工期、粗糙的构造、简陋的用材等,都为这些抢建房埋下安全隐患。
11月2日,双柳街道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,武汉市、新洲区政府已对此次事故成立调查专班,事故原因应该会在近期公布。双柳街道控违查违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,事故发生后,新洲区政府暂停了双柳当地所有民房建造工程。
10月15日,古龙村垮塌房屋的工地已被清洗整理干净,红灰交杂的砖块、露出钢筋的混凝土柱、断裂的预制板等堆积在四周。一顶红色的塑料安全帽掉在工地西侧的建筑废料上,帽子被砸得变了形,头顶有一条近20厘米长的口子。
垮塌房屋工地西侧,建筑废料上落着一顶开裂的红色安全帽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距事发地数百米的一栋四层小楼里,住着刘二秀一家13口人,垮塌房屋为其大女儿所有。刘二秀说,塌房那块地上本有一间旧平房,是自家亲戚的;几年前,大女儿花几万元买下了旧平房,打算拆掉后盖新房,自家居住。
在刘二秀的叙述中,涉事房屋计划修建两层,事发前,房屋已断断续续建了两三周。
然而,全程参与垮塌住宅建造的工人李勇却认为,这房子不是自住,而是抢建的。据他了解,2019年时房子就已浇下地基,但线米,四开间,计划为四层,砖混结构。
参与建房的工人叶建平证实了李勇的说法,他说四层中一层高2.5米,二层、三层高2.2米,四层高1.6米。“这里的自住房通常一层高3.6米,往上每层高3米。所以从层高来看,这是抢建房。”李勇说。
在建房工人顾有军看来,抢建房基本不住人,“不用盖得那么好”。而且当地原则上不准建房,如果有人举报或碰上有关部门检查,房主都要打点关系,“所以抢建房都要抢工期”。
据一名当地建房工人透露,以占地100平方米、高三层的楼房计算,正常工期要一两个月,但抢建房只要7天到10天。如果不出意外,10月11日本是刘二秀家新房封顶的日子——虽然只开工7天,这栋四层小楼的整体的结构已近完成,盖上屋顶再粉刷一遍就可完工。
但那天上午10点多,顾有军在工地旁和砂浆时,突然听到一声异响,整栋房子塌了下来。他蹿进几米外的竹林躲避,垮塌结束才返回工地,发现垮下来的混凝土柱、预制板、砖块压住了一些在楼内施工的工友,“头上、身上都是血。”
房屋垮塌时,叶建平正在四层砌墙,摔下来的瞬间大脑一片空白。“反应过来我已经在地上了,感觉没有生命危险,还好高兴的。”从废墟里爬出来时,他心慌、腿软、瘫到了地上,送医检查后发现腰部及肋骨骨折,至今无法下床。
11月2日,双柳街道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,所有伤者已无生命危险,已有部分伤者出院,有关部门正在处理死伤者的善后事宜。
双柳街道包工头刘元告诉新京报记者,因为抢建房结构问题,双柳此前发生过一些工人受伤的“小事情”,通常由包工头和房主共同赔偿,没有闹大。
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,近年来各地都有抢建房事故发生,武汉也并不鲜见。比如据中国网消息,2008年7月,武汉市东西湖区长青街道一处抢建民房封顶时突然垮塌,造成9人死亡、12人受伤;据楚天都市报报道,2006年、2007年、2010年,武汉多地发生抢建房墙体或整体垮塌事故,均造成多名工人不同程度受伤。
10月6日第一天进入古龙村垮塌房屋工地时,建房工人李勇就注意到,房子一层墙体使用的是灰砖,而不像大多数房屋一样,在一层墙体使用红砖。
在双柳街道有着几十年建房经验的黄兵告诉新京报记者,灰砖以石灰和砂为主料,红砖用黏土烧制,所以承压性比灰砖好,价格也更贵。李勇也称,即便是抢建房,一层一般也不会使用灰砖。但建造垮塌房屋时,灰砖先于红砖运到现场,“要节约时间,不可能把它拖出来再搞红砖做。”
更让建房工人们担心的是,包工头陈某让李勇和建房工人在一层外墙浇筑了10根构造柱,室内墙体中的构造柱被舍去了;且构造柱和圈梁也只建在了一层,二层、三层都没有。
“(自住房和抢建房)的主要区别就是有没有构造柱和圈梁,有肯定结实一点。”黄兵说。
在砖混结构房屋中,构造柱立在四周外墙和部分室内墙体中,圈梁水平砌在每层墙体顶部,两者交叉相接用以保证墙体稳定。“但很多抢建房,包工头为了省时间、省钱,会少用甚至不用构造柱和圈梁。”李勇解释,是因为制作构造柱和圈梁要先作模具、再向模具内浇筑混凝土,“一天打模,一天倒混头(混凝土),每做一层要多花两天。”
另外,包工头陈某让工人们在垮塌房屋的二层、三层各打了一堵隔断墙,一层对应位置却没打。很明显,这会增加一层建筑材料的负重。
鉴于上述原因,李勇曾向陈某建议,将垮塌房屋的四层结构改为三层,以减轻下层建筑的压力,但没被采纳。“(垮塌房屋)是包工包料,多盖一层楼,他就多挣一层楼的钱。”
此外,垮塌房屋的门洞宽度设置得过大,承压性有几率存在问题。李勇说自己为此多次向陈某建议,希望为门框打木支撑,但陈某不予理会,“他说出了事我负责。”
古龙村庙西湾,一处疑似抢建房(右)与村民自住房(左)挨得很近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李勇就碰到过这样的事。10月5日,他被陈某派往阳逻街道,抢建另一处民房。由于连日降雨,工地上的砖又湿又重,一面刚刚砌起的山墙倒塌,一名工友受了轻伤。
10月7日,李勇又在陈某的吩咐下前往双柳街道汪林村的一处抢建工地。或许因为砖没砌齐,一面隔断墙突然倾倒,幸好没有工人受伤。
垮塌房屋所在的古龙村,位于武汉市新洲区南端的双柳街道,面积2.3平方公里,下设7个自然湾,人口近3000人。这里房屋密集,村道狭窄,水塘密布,10月中旬,几乎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结出了橙黄的橘子、柿子。
不过,多数村民外出务工,至今仍在村里生活的人口不多。许多祖屋闲置已久,积满灰尘。只有少数老人留守村里,以种菜为生。
10月19日,双柳街道的居民在地里劳作,不远处施工车辆往来喧嚣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垮塌房屋在古龙村东侧的孙沈邓湾。新京报记者在湾内走访发现,附近有不少疑似抢建房。比如垮塌房屋东侧的二层小楼,楼高四五米,楼梯、楼板只有薄薄一层预制板,水泥墙面已经泛黄;小楼一层的地面上散落着碎砖,野草蔓生,遮住了一整面窗户。
垮塌房屋东南方向还有两栋二层、三层的疑似抢建楼,空空荡荡,无人居住。住在旁边的村民说,两栋房子建于三四年前,建造时间都不超过10天。
10月15日,垮塌房屋东侧的一处疑似抢建房内长出野草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公开资料显示,2008年,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“武汉新港”,并将古龙产业园列为新港的重要港区,包括古龙村在内的14个双柳街道(原双柳镇)下辖行政村随后被划入古龙产业园规划范围。
据多名双柳街道下辖行政村村干部回忆,2011年前后,随着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入驻古龙产业园,所涉村湾的拆迁工作拉开序幕,从街道南部的汪铺村逐步东延。据新洲区政府2014年通过的《新洲区农村村民个人建设住宅管理实施意见(试行)》,古龙产业园范围内的村民不得新建住宅,除非房屋确属危旧。
在包工头刘元的印象里,双柳当地村民为获取更多拆迁补偿,从2010年前后就有人抢建房屋,但这样的一种情况不多。双柳街道矮林村的一名村干部记得,2015年后,拆迁补偿政策从房屋产权置换变成了货币补偿,并按既有房屋面积计算补偿款,“这是个时间节点”。
刘元记得,大概从2015年起,村民为了多拿补偿款而抢建住房的情况慢慢的变多,“遍地开花,各村都有”。出事前,抢建房几乎占到了他业务量的80%。没有宅基地的人家,会在房前屋后的空地搭盖抢建房,有人连耕地都不放过;抢建房的形式也从平房逐步升级到楼房。
2019年,古龙村洲上湾因建设自来水厂拆迁。刘元回忆,拆迁前的洲上湾几乎家家抢建,“一个湾变成了两个湾”。
杨林村淌里湾与洲上湾相距不过一里地。淌里湾一名村民记得,洲上湾拆迁时,房屋补偿价格约为每平方米3800元。以一栋抢建房占地100平方米、高三层计算,房屋补偿金为114万元。“包工包料的抢建房,(每平方米)500块能给你做起来,再扣去打点关系的成本,(房主)能赚七八十万。”
据新洲区政府官网,为了遏制抢建,2015年初,双柳街道就与包括古龙村在内的43个村、社区和有关部门签订了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责任书,村支书为查违控违工作第一责任人,每天要向街道控违查违办公室(下称“控违办”)上报工作情况。
汪林村的一名村干部也说,街道控违办和城管人员每天都要到村里巡查;对于村里的抢建现象,村干部也要“第一时间发现,第一时间制止,第一时间劝阻,第一时间上报,第一时间拆除”。
在双柳街道,几乎所有承揽抢建房业务的包工头都是做普通自住房出身,刘元就是如此。大约从10年前古龙产业园开发起,他就开始承接抢建房。
建房工人黄兵说,每个包工头做抢建房和自住房的比例各异。“(他们的态度是)你找我我就做,你不找我就不做。”
在房屋抢建过程中,包工头是最为核心的人员。需要建房的村民会直接与他们联系,具体干活的工人也由他们召集。
多名当地建房工人对新京报记者表示,包工头多为本地人,不需资质证明,只需购置吊机、脚手架、砂浆搅拌机、混凝土振动器、斗车等工具设备就能开工,“也就几万块钱”。
但要想揽到生意,包工头须为经验比较丰富的建房师傅。“干得时间长,手艺比较好,别人得相信你。”顾有军说,正是因此,包工头在房屋建筑结构、人员调配等方面拥有绝对掌控权;如果工程承揽方式为包工包料,那么房屋使用哪一些材料,也由包工头说了算。
此次垮塌房屋的包工头陈某,来自四五公里外的阳逻街道七湖村。陈某老家的一名邻居告诉新京报记者,陈某今年44岁,年轻时学过泥瓦匠,大约10年前做起了包工头,近年来很少回老家。
在李勇的印象中,陈某生意不错,在工地待不了多久就会接起电话骑车离去,陈某的姐姐、姐夫也在其手下做建房工人。靠着做包工头的收益,陈某在阳逻街道、双柳街道买了房子,平时多住在双柳。
据李勇了解,如果在双柳承接普通自住房,包工不包料的工程大约耗时一两个月,包工头的利润空间在两万元左右。但如果抢建面积一百平方米左右、高度两米多的平房,最快一晚就能盖好,包工头可以净赚一万多元;如果抢建的是楼房,耗时虽然略长,利润空间也更大。以楼高四层、每层四开间计算,包工包料的话,“包工头保底能挣十来万。”
顾有军是和陈某合作较多的建房工人之一。他说每个包工头都有相对熟悉的师傅和小工,但承接抢建房业务后,这一相对固定的班子就显得人手不足。李勇回忆,10月5日在被调往垮塌房屋工地的前一天,他才被陈某临时叫到阳逻街道毛集村的一个工地抢建。那是一个1400多平方米、14开间的平房,建房时只花了一天,现场最多时有90名建房工人同时施工。
垮塌房屋东侧有一处疑似抢建房,房屋二层内部非常简陋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在双柳街道,像李勇这样受雇于多个包工头、到处打散工的建房工人被称作“兔子队”,经常在学林路的一处十字路口等待工作机会。10月17日清晨6点半,这处十字路口已聚集了十几名骑着摩托车、电动车赶来的建房工人,他们多来自附近村湾,随身带着铲子、刮泥刀等工具。
多名建房工人告诉新京报记者,他们并不抗拒抢建房,“只要有活干、有钱赚就行”。
李勇说,当地有盖房手艺的师傅日工资260元、小工200元,每天工作约10小时;但如果是晚上的抢建活,师傅的“加班费”每小时60元、小工50元。凭着抢建房的活计,作为建房师傅的李勇去年收入十多万,“小工一年也能挣七万”。
工人们清楚抢建违规,也有几率存在安全风险隐患,但在这起事故之前,从没听说过后果相当的死伤事故。李勇说,不论建自住房还是抢建房,工友们顶多就戴个安全帽,购置保险的少之又少。“(只能)自己注意啊,看到墙倒我就跑。”黄兵回答。
不少建房工人表示,房屋垮塌事故发生后,当地不论自住房还是抢建房都被叫停。然而,李勇仍然抱着一丝希望——10月19日一早,事故发生8天后,李勇仍然骑着摩托,戴着他那顶泥渍斑斑的安全帽来街上等工。
11月2日,双柳街道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,武汉市、新洲区政府已针对此事成立调查专班,街道也有配合,事故原因应该会在近期公布。双柳街道控违办工作人员称,事故发生后,新洲区政府暂停了双柳当地所有民房建造工程,“(何时恢复)要等区政府出台政策”。
对于垮塌房子是不是为抢建工程,双柳街道党政办公室与双柳街道控违办的回应不一。前者表示,是否抢建有待调查报告认定;但记者向后者询问事发前当地是不是真的存在抢建情况时,工作人员表示“没有”,之后挂断了电话。